用村規民約進行司法調解，這是廈門司法改革的一大創新。最近，這一“廈門經驗”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認可，并寫進了新發布的司法解釋——《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其中，第17條明確規定：有關組織調解案件時，在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可以參考行業慣例、村規民約、社區公約和當地善良風俗等行為規范，引導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
    最高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蔣惠嶺認為，廈門運用鄉土社會傳統調解資源，解決民間家事糾紛、鄉鄰糾紛，為相關條款的草擬提供了鮮活的研究樣本。

淵源：首個家事糾紛援助中心

    近年來，訴訟逐漸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途徑。然而，訴訟程序相對復雜，加大了當事人的糾紛解決成本，而且訴訟的對抗性使得當事人之間的關系難以修復。
    “必須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2005年10月，廈門市同安區法院經過調研，在轄區五顯鎮成立全國首個“農村家事糾紛援助中心”。中心工作人員主要由村治保主任、調解主任、婦女主任以及村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組成，業務上接受同安區法院大同法庭的指導。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援助中心卻有自己獨特的優勢：他們一直處在糾紛第一現場，對糾紛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有個基本了解；他們依照群眾普遍接受的“村規民約”、“公序良俗”等道德規范進行勸解，往往能促使糾紛當事人撤訴或達成和解協議。 “由此一來，避免了‘官了民不了’、‘案結事不了’尷尬裁判的出現?！蓖矃^法院大同法庭庭長劉輝煌法官介紹說。
    有了之前的鋪墊，2005年10月31日，廈門市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決定》，這是全國第一個倡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地方性立法。去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中確立8個法院作為“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研究試點”，同安區法院是4個被選中的基層法院之一，其課題任務就是“如何統籌運用鄉土社會的傳統調解資源及合理利用鄉土社會的非正式規范來解決糾紛”。

案例：“接腳夫”背后的法學命題

    “接腳夫”就是兒子去世后，守寡的媳婦不回娘家，夫家為其再找一個丈夫，如同倒插門女婿，目的是為了“招夫養老”。這項制度最早見于漢代民俗，有其合理性，但目前的民事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同安區法院在充分考察民俗的基礎上，以案例的形式確定了“接腳夫”的權利和義務。
    汀溪鎮劉老漢的二兒子意外去世后，留下妻子和周歲的兒子，劉老漢幫二兒媳找了個“接腳夫”小邵，劉老漢將房子和土地補償款分一半給小邵。然而，小邵招進門1年后就分家了，享受了權利卻拒不承擔義務，十幾年來沒有探望過老人，更別說給贍養費。體弱多病的劉老漢無奈之下，將小邵告上法院。
    就民法而言，原被告雙方并未建立法律規定的撫養或贍養關系，如果簡單地就案辦案，很可能會得出小邵與劉老漢之間并不存在法定父母子女關系的論斷，進而駁回劉老漢的訴訟請求。這樣判決的社會效果無疑是不好的：一則小邵享受權利而不履行義務；二則法律原本應對社會行為具有指導性作用?！吧屏硷L俗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這一法學命題在這起案件中悄然顯身。“小邵作為‘接腳夫’被劉老漢招進家門，并取得了與原告其他兒子一樣的住房、土地補償款。按照當地風俗，原告與被告已形成了事實撫養關系，小邵享有權利的同時，也應承擔贍養義務?！眲⑤x煌作出分析。
    2007年年底，同安區法院一審認定小邵負有贍養家中老人的義務，二審維持了一審的判決。
    “法律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而善良風俗作為一種鄉土文化在我國大部分農村大量存在，當國家法對鄉土社會關系的調整存在不足時，適用善良風俗，可以彌補缺陷?！眲⑤x煌認為，運用“接腳夫”民俗作為解決糾紛的依據，不但沒有削弱法律的權威性，還大大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

破冰：法治進程上的里程碑

    2008年3月，廈門市海滄區法院青年法官黃鳴鶴被借調到最高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他，就是最高法院《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第17條的最初動議者之一。
    黃鳴鶴介紹，對于民間規范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最早的是同安縣法院新民法庭1996年的一個判例。當時，一位66歲的老阿婆將喪偶的兒媳婦告上法庭，要求其盡贍養義務。這個案件是調解結案，兒媳婦和上門女婿同意承擔起贍養的義務。黃鳴鶴想到的卻是：如果這個案件雙方拒絕調解，那么，作為一個法官，該如何下判？
    黃鳴鶴并沒有意識到，那時他已經觸摸到了法學研究的新領域——民間法與國家法的沖突及解決。幾年后，當山東大學法學院成立民間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法學院成立軟法研究中心，國內數十位頂尖學者以此為研究對象時，黃鳴鶴才明白，自己當年無意中碰到了一個法學研究的富礦。
    中國是一個成文法國家，判例和習慣并不是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定依據。行業慣例、村規民約、社區公約和善良風俗這些沒有經過法律正式文本確認或記錄，但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并為一定的人群所認同的民間行為規范規則，能否引入法院審判活動，作為調解甚至司法判決的依據？這是理論界長期爭議的一個焦點。
    “沒有觀點分歧的問題肯定不是前沿問題！”黃鳴鶴在廈門的實踐基礎上，做了大量的理論鉆研?！霸诓輸M文件第四稿或第五稿時，有人認為第17條太土，主張刪除。我就激動地跳起來，將自己收集的一大堆案例的復印件拿出來，那人終于收回了自己的意見?！秉S鳴鶴驕傲地說，這一條款在法學專家的字斟句酌中、在無數座談會的思想爭鋒中、在領導層的審核中，最終存活下來，并且連文字表述都未作大變動。
    最高人民法院將“廈門經驗”作為一個專門條款寫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這是中國法治發展進程上的一個里程碑！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劉作翔高度評價，“它說明我們在借鑒人類歷史上一切司法文明成果建構我們法律體系的同時，開始將目光關注于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研究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